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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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4-06-05
【编者按】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,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。在上海,有这样一群人:他们在青少年时代便见证风云激荡、参加革命工作,他们既参与“战上海”,又投身“建上海”…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他们和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,红旗漫卷大上海,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。
遗爱般般在,勿忘缔造难。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,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“上海解放口述史”栏目,即日起陆续刊发多篇亲历者口述实录,与读者共同重温红色记忆,追寻信仰足迹,奋进伟大征程。
讲述人:虞颂元,男,1923年生,上药集团离休干部
我是浙江慈溪人,年少时来到上海求学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,我正在震旦大学化工系读书,因为经济上的困难,只得中途退学。1942年,我进入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,在制造部(相当于原料合成车间)当练习生,其实就是最底层的工人。
那时候,我们每天要接触各种易燃易爆炸的化学品,没有保护设备,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。厂方实行侮辱人格的抄身制,出门都要搜查,还规定男女工人不能在厂里交谈。每月工资只够买30斤大米,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。
虞颂元在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时的工资单。当时通货膨胀严重,26000元月薪只够买30斤大米。
从学校到工厂,我对社会了解很少,又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,心中很是苦闷,感到前途迷茫,当然不愿就此下去,但出路何在呢?
转折发生在1943年底。我听说上海药剂生联谊会创办了一所药学补习学校,这刚好能满足我多学些专业知识、改善目前处境的迫切愿望,于是我在1944年2月考进药学补习学校,成为二年级插班生,同年7月毕业,是第四届毕业生。
药学补习学校学生们自发出版的刊物
当时我还不知道,药学补习学校是在上海新药业地下党领导下创办起来的。学校里的同学中有不少党员和积极分子,当然更多的是我这种青年职工。我们以前除了接触本单位同事外,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,也没有条件与同行往来。药学补习学校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天地。学校虽然是业余的,但治学严谨、管理正规。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不但专业水平高,还热心教学,一心培养新药业青年职工成为有用之才,推动医药事业发展。
更重要的是,我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每天晚上下课后同学们都结伴回家,边走边谈,谈生活上的困难,谈工作中不称心的事,也谈个人前途,谈国家命运。在这些谈话中,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和帮助,开始摆脱个人的小圈子,视野变得开阔起来,对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,逐渐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。可以说,在药学补习学校,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。有的同学毕业后就去根据地加入新四军,有的成为本单位的职工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,走上革命道路。
1944年夏天毕业后,我感到怅然若失。这时,我在药学补习学校的同学介绍我到药剂生联谊会图书馆去工作,在那里我认识了钱乃正、程功章、赵天佑等地下党员同志。我定期到图书馆值班,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,包括鲁迅、巴金、邹韬奋、高尔基等人的作品,这些书籍对我教育很深。我还读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,赵天佑同志也不断帮助我提高觉悟。1946年初,我写下入党志愿书,加入了新药业地下党支部。
年轻时的虞颂元
此后,我努力学习,勤奋工作,在青年中起带头作用;参与文体活动,吸引青年到集体中来;组织图书馆活动,鼓励行业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粮,适时传播进步革命思想,在广泛交友中发现进步青年,发展先进骨干。
很快就到了上海解放前夕。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密切配合解放军,组织开展宣传活动。1949年5月25日,我们来到南京路进行大规模的宣传。还记得我们就在新新公司门口宣传党的政策,传递党的声音,呼吁大家坚守岗位,共同迎接上海解放。我们还把党的政策油印成传单,沿途发送,吸引了很多人。
在新新公司门口宣传党的政策
5月27日,上海全境解放。其实早就前两天,很多地方已经解放了,路上有很多解放军,没解放的区域还封着路。到了27号早上,我们起来一看,所有的路都通了。我赶紧去找其他同志,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
1949年年底,按党组织通知,凡没有进行过入党宣誓的同志,参加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集体入党宣誓,我就是那时进行的入党宣誓。曾经不敢大声说出的誓言,穿透了漫长的黑夜,与无数在黑暗中携手前进的同志一同喊出,打破了恐怖与枷锁,不再蛰伏与静默,厚积薄发,惊天动地。
稿件来源:上观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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